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陆天明的博客

作家。编剧。丈夫。父亲。老头。

 
 
 

日志

 
 

限用公车,真能疏解北京交通吗?  

2010-12-16 10: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这里的水份确实挺大的。能挤出节能减排疏解交通的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来。说做到这一点挺难,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体制下,做到这一点,只能要靠官们的自觉。管车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也不敢)去限止的。而经验告诉我们,完全靠自觉,的确是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觉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公车行驶的。不信?找几单位摸排一下,就能证明了。 五,先限了公车,在整个社会上就能显示政府畅通北京的决心,才能带动私家车主们“自觉”起来。所有疏通措施能否实行全看民众的执行力。而民众的执行程度又全看他们对官们的信任程度。如果公车仍在肆无忌惮,要求私家车主受各种各样的限止,他们最后当然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行各自的方便的,整个城市的拥堵状况也会依然如故的。 说到底,我们如此庞大数量的公车,实际上是“官车”。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为公务服务,而是为官报务的。(当然,有时为官服务是能和公务统一起来,但并不是总能统一在一块儿的。)我说这一点,是有我自己切身经历为证的。也许不能做普遍的佐证,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说,我在我原单位工作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单位。在单位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务骨干。三十多年来,无数次因公出差,没有人给我派过一次公车。如果说平时的公差,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有一年,我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召见”的由北京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元旦”和“元宵”晚会,这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单位领导是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但仍然没有人派一辆公车来让我用一下。我也没有请求他们派个车送送我。我于是只能高举着中央办公厅发的人大会堂停车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进入那高贵的会场。如果说,我在原单位从来没当上官,活该不够资格享用“公车”,那么在中国作协的一些经历更能说明我们体制下公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车了。我在中国作协是“主席团”成员。按作协章程,主席团是作协的最高领导机构。按说,我对作协来说,应该              限用公车,真能疏解北京交通吗?

  最近北京的拥堵问题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评。北京也正在发动民众为政府治理拥堵而献计献策。但是,说实话,如果不建高架,不搞地下通道,我对北京能否解决这个交通拥堵问题是挺悲观的。前途只能是越来越拥堵。不信,咱们走着瞧。

  关于治堵的众多善言方策中,有一条是建议先限公车的出行。据说北京的公车数量占小汽车总量的四分之一。这真的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我想这数字是可信的。也许还不止。北京嘛,首都嘛,大大小小那么多的衙门,那么多的“公务”要忙,都不能不用车嘛。但这一百多万辆所谓的公车每天是不是都忙在公事上,我怀疑。我想,只要是明白人都会说,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它们每天都在忙公事。由于公车是公费消费,所以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在没有法规约束的前提下,那些有权调配和使用公车的人会自觉地从减排低碳和畅通北京的角度去“限用”公车。

这里的水份确实挺大的。能挤出节能减排疏解交通的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来。说做到这一点挺难,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体制下,做到这一点,只能要靠官们的自觉。管车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也不敢)去限止的。而经验告诉我们,完全靠自觉,的确是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觉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公车行驶的。不信?找几单位摸排一下,就能证明了。 五,先限了公车,在整个社会上就能显示政府畅通北京的决心,才能带动私家车主们“自觉”起来。所有疏通措施能否实行全看民众的执行力。而民众的执行程度又全看他们对官们的信任程度。如果公车仍在肆无忌惮,要求私家车主受各种各样的限止,他们最后当然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行各自的方便的,整个城市的拥堵状况也会依然如故的。 说到底,我们如此庞大数量的公车,实际上是“官车”。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为公务服务,而是为官报务的。(当然,有时为官服务是能和公务统一起来,但并不是总能统一在一块儿的。)我说这一点,是有我自己切身经历为证的。也许不能做普遍的佐证,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说,我在我原单位工作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单位。在单位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务骨干。三十多年来,无数次因公出差,没有人给我派过一次公车。如果说平时的公差,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有一年,我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召见”的由北京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元旦”和“元宵”晚会,这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单位领导是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但仍然没有人派一辆公车来让我用一下。我也没有请求他们派个车送送我。我于是只能高举着中央办公厅发的人大会堂停车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进入那高贵的会场。如果说,我在原单位从来没当上官,活该不够资格享用“公车”,那么在中国作协的一些经历更能说明我们体制下公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车了。我在中国作协是“主席团”成员。按作协章程,主席团是作协的最高领导机构。按说,我对作协来说,应该

  但限行公车是最应该先做的事。

这里的水份确实挺大的。能挤出节能减排疏解交通的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来。说做到这一点挺难,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体制下,做到这一点,只能要靠官们的自觉。管车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也不敢)去限止的。而经验告诉我们,完全靠自觉,的确是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觉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公车行驶的。不信?找几单位摸排一下,就能证明了。 五,先限了公车,在整个社会上就能显示政府畅通北京的决心,才能带动私家车主们“自觉”起来。所有疏通措施能否实行全看民众的执行力。而民众的执行程度又全看他们对官们的信任程度。如果公车仍在肆无忌惮,要求私家车主受各种各样的限止,他们最后当然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行各自的方便的,整个城市的拥堵状况也会依然如故的。 说到底,我们如此庞大数量的公车,实际上是“官车”。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为公务服务,而是为官报务的。(当然,有时为官服务是能和公务统一起来,但并不是总能统一在一块儿的。)我说这一点,是有我自己切身经历为证的。也许不能做普遍的佐证,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说,我在我原单位工作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单位。在单位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务骨干。三十多年来,无数次因公出差,没有人给我派过一次公车。如果说平时的公差,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有一年,我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召见”的由北京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元旦”和“元宵”晚会,这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单位领导是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但仍然没有人派一辆公车来让我用一下。我也没有请求他们派个车送送我。我于是只能高举着中央办公厅发的人大会堂停车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进入那高贵的会场。如果说,我在原单位从来没当上官,活该不够资格享用“公车”,那么在中国作协的一些经历更能说明我们体制下公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车了。我在中国作协是“主席团”成员。按作协章程,主席团是作协的最高领导机构。按说,我对作协来说,应该  理由是:

        一,如果做一个认真的调查,就能搞清,目前这么庞大的公车队伍中,每天真正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务活动的,绝对不可能是百分之百。这里能挤出多少水份,我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要说有一半左右是被各种各样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占用了的,我想不会是很夸张的说法。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国家的栋梁们能真实地面对北京的现实问题,每天停掉一半左右的公车,我以为,也是不会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行的。

是个“官”了。但且慢高兴。你不是个什么“长”,还是不能享用公车。不说平时干个什么,要用车,这是根本不会去奢想的,作协组织作家代表团出访国外,或者说作协要开主席团会讨论一年里作协的重大工作方针,这都应该是极大的公事了吧?但每次出国访问回来,或主席团会议结束,作协的同志有公车接回去了,我这样的“主席团”成员照样自己打出租回家。这么多年的主席团成员生涯,只有一次坐过作协的公车,那是多年前,一次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忽然发现我必须自己打出租,他即兴地派了他自己的专车送我回家。这也是在我整个三十多年的从业生活中,在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中,唯一的一次享用到的“公车”。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车”,只有“官车”。而严格使用、限用这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官车,无论是对畅通北京,还是端正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都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这么说,网友们不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但不管是不是能够吃到这“葡萄”,这个葡萄确实是有点酸哩。 :)

        二,许多按规定可以享用公车的同志,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有私车的。有的甚至还不止一部私车。在同一个人的名目之下,怎么把这两种车统一起来使用,其实只是一个最起码的觉悟问题。政府可以给他们一些补贴,以满足级别之需,就可以让北京的街道上少许多完全可以少的车走动。

这里的水份确实挺大的。能挤出节能减排疏解交通的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来。说做到这一点挺难,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体制下,做到这一点,只能要靠官们的自觉。管车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也不敢)去限止的。而经验告诉我们,完全靠自觉,的确是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觉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公车行驶的。不信?找几单位摸排一下,就能证明了。 五,先限了公车,在整个社会上就能显示政府畅通北京的决心,才能带动私家车主们“自觉”起来。所有疏通措施能否实行全看民众的执行力。而民众的执行程度又全看他们对官们的信任程度。如果公车仍在肆无忌惮,要求私家车主受各种各样的限止,他们最后当然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行各自的方便的,整个城市的拥堵状况也会依然如故的。 说到底,我们如此庞大数量的公车,实际上是“官车”。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为公务服务,而是为官报务的。(当然,有时为官服务是能和公务统一起来,但并不是总能统一在一块儿的。)我说这一点,是有我自己切身经历为证的。也许不能做普遍的佐证,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说,我在我原单位工作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单位。在单位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务骨干。三十多年来,无数次因公出差,没有人给我派过一次公车。如果说平时的公差,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有一年,我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召见”的由北京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元旦”和“元宵”晚会,这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单位领导是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但仍然没有人派一辆公车来让我用一下。我也没有请求他们派个车送送我。我于是只能高举着中央办公厅发的人大会堂停车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进入那高贵的会场。如果说,我在原单位从来没当上官,活该不够资格享用“公车”,那么在中国作协的一些经历更能说明我们体制下公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车了。我在中国作协是“主席团”成员。按作协章程,主席团是作协的最高领导机构。按说,我对作协来说,应该        三,还有些比较大的官,他们甚至占用不止一辆公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甚至某些并不太大的官也占用不止一辆公车。那就更该停用其中的一辆或几辆了。

        四,公车的使用能否限止在严格意义上的“公务”上?这很难。但这里的水份确实挺大的。能挤出节能减排疏解交通的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来。说做到这一点挺难,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体制下,做到这一点,只能要靠官们的自觉。管车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也不敢)去限止的。而经验告诉我们,完全靠自觉,的确是个过于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觉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够减少三分之一的公车行驶的。不信?找几单位摸排一下,就能证明了。

是个“官”了。但且慢高兴。你不是个什么“长”,还是不能享用公车。不说平时干个什么,要用车,这是根本不会去奢想的,作协组织作家代表团出访国外,或者说作协要开主席团会讨论一年里作协的重大工作方针,这都应该是极大的公事了吧?但每次出国访问回来,或主席团会议结束,作协的同志有公车接回去了,我这样的“主席团”成员照样自己打出租回家。这么多年的主席团成员生涯,只有一次坐过作协的公车,那是多年前,一次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忽然发现我必须自己打出租,他即兴地派了他自己的专车送我回家。这也是在我整个三十多年的从业生活中,在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中,唯一的一次享用到的“公车”。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车”,只有“官车”。而严格使用、限用这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官车,无论是对畅通北京,还是端正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都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这么说,网友们不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但不管是不是能够吃到这“葡萄”,这个葡萄确实是有点酸哩。 :)

        五,先限了公车,在整个社会上就能显示政府畅通北京的决心,才能带动私家车主们“自觉”起来。所有疏通措施能否实行全看民众的执行力。而民众的执行程度又全看他们对官们的信任程度。如果公车仍在肆无忌惮,要求私家车主受各种各样的限止,他们最后当然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对策来行各自的方便的,整个城市的拥堵状况也会依然如故的。

是个“官”了。但且慢高兴。你不是个什么“长”,还是不能享用公车。不说平时干个什么,要用车,这是根本不会去奢想的,作协组织作家代表团出访国外,或者说作协要开主席团会讨论一年里作协的重大工作方针,这都应该是极大的公事了吧?但每次出国访问回来,或主席团会议结束,作协的同志有公车接回去了,我这样的“主席团”成员照样自己打出租回家。这么多年的主席团成员生涯,只有一次坐过作协的公车,那是多年前,一次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忽然发现我必须自己打出租,他即兴地派了他自己的专车送我回家。这也是在我整个三十多年的从业生活中,在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中,唯一的一次享用到的“公车”。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车”,只有“官车”。而严格使用、限用这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官车,无论是对畅通北京,还是端正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都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这么说,网友们不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但不管是不是能够吃到这“葡萄”,这个葡萄确实是有点酸哩。 :)        说到底,我们如此庞大数量的公车,实际上是“官车”。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在为公务服务,而是为官报务的。(当然,有时为官服务是能和公务统一起来,但并不是总能统一在一块儿的。)我说这一点,是有我自己切身经历为证的。也许不能做普遍的佐证,但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说,我在我原单位工作三十多年,这是一个国家的大单位。在单位里我也算得上是一个业务骨干。三十多年来,无数次因公出差,没有人给我派过一次公车。如果说平时的公差,不算什么大事,那么有一年,我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召见”的由北京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元旦”和“元宵”晚会,这应该是规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单位领导是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但仍然没有人派一辆公车来让我用一下。我也没有请求他们派个车送送我。我于是只能高举着中央办公厅发的人大会堂停车证,先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进入那高贵的会场。如果说,我在原单位从来没当上官,活该不够资格享用“公车”,那么在中国作协的一些经历更能说明我们体制下公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车了。我在中国作协是“主席团”成员。按作协章程,主席团是作协的最高领导机构。按说,我对作协来说,应该是个“官”了。但且慢高兴。你不是个什么“长”,还是不能享用公车。不说平时干个什么,要用车,这是根本不会去奢想的,作协组织作家代表团出访国外,或者说作协要开主席团会讨论一年里作协的重大工作方针,这都应该是极大的公事了吧?但每次出国访问回来,或主席团会议结束,作协的同志有公车接回去了,我这样的“主席团”成员照样自己打出租回家。这么多年的主席团成员生涯,只有一次坐过作协的公车,那是多年前,一次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忽然发现我必须自己打出租,他即兴地派了他自己的专车送我回家。这也是在我整个三十多年的从业生活中,在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中,唯一的一次享用到的“公车”。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车”,只有“官车”。而严格使用、限用这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官车,无论是对畅通北京,还是端正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都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我这么说,网友们不会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但不管是不是能够吃到这“葡萄”,这个葡萄确实是有点酸哩。

      :)

  评论这张
 
阅读(30)|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