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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的博客

作家。编剧。丈夫。父亲。老头。

 
 
 

日志

 
 

<当下的文学危机和士的精神>(一)  

2007-04-20 12:0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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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他简洁的句法,没有任何修饰的干净、明快的句子,而忽略了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在困境中的勇于搏斗的精神,它其实要反映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精神,小说让人震撼的应该是这些,而不仅仅只是它的句式和句法。 作家、文学是不是一定要关注现实呢?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我不一一谈及了。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职责,也是他社会良知直接的外化,是中国千百年来“士”的传统的继承。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台湾有一个画家叫陈衡恪,他认为绘画中体现士气——指的是画中显露出来的精气神,有几个主要的要素,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第三是才情,第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的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北京车市夏利车卖得最好,我们能说夏利车是所有车中最出色的车吗?即便不当赛车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也是非常简单明白的。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决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这个现实?我认为出路有很多种,比如在这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政府是不是应该拨一点钱来挽救全国的文学刊物?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权宜之计。但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大夫只能救一个还有生命体症的病人。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他的生命体症已经消失,那么花再多的钱,用再好的药,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症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在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所谓的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青年作家,你们家庭的命运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还要说,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变的。所发生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作品去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去干什么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在写,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这说明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次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今天我作为老作家,和你们这些新秀们来交流,我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我深刻感觉到处于这个命运变幻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作家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当然你们仍然可以写你们所熟悉的东西,也只有去写你们所熟知的东西,才能写好。
            当下的文学危机和士的精神
                  (我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青年作家班上的讲话)
 
仅是他简洁的句法,没有任何修饰的干净、明快的句子,而忽略了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在困境中的勇于搏斗的精神,它其实要反映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精神,小说让人震撼的应该是这些,而不仅仅只是它的句式和句法。 作家、文学是不是一定要关注现实呢?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我不一一谈及了。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职责,也是他社会良知直接的外化,是中国千百年来“士”的传统的继承。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台湾有一个画家叫陈衡恪,他认为绘画中体现士气——指的是画中显露出来的精气神,有几个主要的要素,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第三是才情,第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的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北京车市夏利车卖得最好,我们能说夏利车是所有车中最出色的车吗?即便不当赛车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也是非常简单明白的。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决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这个现实?我认为出路有很多种,比如在这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政府是不是应该拨一点钱来挽救全国的文学刊物?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权宜之计。但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大夫只能救一个还有生命体症的病人。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他的生命体症已经消失,那么花再多的钱,用再好的药,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症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在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所谓的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青年作家,你们家庭的命运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还要说,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变的。所发生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作品去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去干什么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在写,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这说明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次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今天我作为老作家,和你们这些新秀们来交流,我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我深刻感觉到处于这个命运变幻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作家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当然你们仍然可以写你们所熟悉的东西,也只有去写你们所熟知的东西,才能写好。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到这里来和作家班的学员进行交流。在座的各位都是很有实力、很有潜力、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说句实话,我很想成为你们这个作家班的学员。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作家,几十年前在农场当知青,种玉米。我这一生,严格说起来,从来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我唯一接受过的文学训练就是初中时期,参加上海市少年宫文学小组的活动,前后大约也就两年时间吧,后来就去了安徽当农民,以后又去新疆建设兵团当农工,在基层磨练了十几年,最后才被调往北京搞专业创作。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专门用一段时间去读点书,潜心思考一些问题。我一直以为,如果能够给我两年时间让我坐下来好好读点书,好好做点思考,我想我会写得更好一些。当我得知你们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两年,我真的非常羡慕,真的希望能成为你们的同学。但很不幸的是,我偏偏只能来给你们讲课。(笑)我可能讲不了什么理论,只能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文学经历,说一些对文学的感觉,看法,着重谈一下当下文学的处境和危机。这个话题,和我一向来强调的文学的二次回归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你们都有志于把文学当成终身的事业。那么,在全身心投入这个神圣的事业前,了解当代文学的处境,尤其是了解当代文学进行到当下,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危机,我想这会让你们更加清醒地对待这个人生选择。对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你们可以不同意,但希望我的看法能对你们今后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所走的文学道路,会有所帮助。

《收获》已经很不得了,发行量号称有十万份。但像《收获》这样的杂志全国只有几个。为什么这些文学刊物没有人要看呢?堂堂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除西藏新疆,一般省份最少的也有几千万人口,却只有几百人愿意掏钱来阅读你这个省的文学刊物。这难道还不说明我们当代文学的状况吗?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危机。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在解放以后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老师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是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是激动不巳。那个时代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二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据说,在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下,办杂志的人就会主动申请破产。因为他们一般情况下是有把握把杂志的发行量做到十万份以上的。那么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文学的现状处于如此一个窘态中?这一危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危机,那么在座的各位作家班的朋友去搞文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劲头。我并不是在这里打击你们的热情,我只是觉得这是所有在中国今天仍然热心于文学的人都必须思考的,而且还应该、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句话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中。我们只有承认了这一危机,找到这个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拯救我们自己。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它发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特别感谢这一次回归。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十二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写作,是从文革期间开始的。当时我们写的是所谓的“革命文学”,要求的就是不要有自我,不要有个性,不能碰人性,更不许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作家只是执政党这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但是要搞文学、搞艺术,若没有了作家的自我,没有了创作个性,还怎么去搞创作?士兵可以没有个性,机器可以强调整齐划一,文学没有了个性,都是整齐划一的,还有什么艺术创造可言呢?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没有艺术可言。雷同是那时候文学创作最大的却又是无法纠正的弊病。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我把这叫做“第一次回归”。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才会有你们今天捉笔写作可以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看领导的脸色,尊重自己的心灵和自我感受这样一个贴近艺术创作规律的好做法。你们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感,寻找的是自己的审美领域,表达的是自己的哲学思考,这是很不容易的。作家有了自我,有了个性,不再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以后,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真文学,我当时为了做到这一点,曾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去摸索,最后才找回了我自己。当时有一批红卫兵作家非常有才华,就是因为在第一次回归中没有找到自我,或者说有抗拒心理,所以他们在急速前行的时代里大部分都“倒”下了,现在继续还在文坛写作的很少很少。(文革时期,全国只有一本杂志——《朝霞》,他们就是这本杂志小说创作的主要人员。)所以说,没有第一次回归,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也没有八五年前后产生的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时大家__自然也包括我在内,以为文学就此就可以走向黄金的顶峰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文学的确非常地繁荣了十年,但从95年以后文学又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下子衰落下来,《人民文学》从十年里的四十万份的发行量跌落到十年后的四万发行量。95年以前各省的文学刊物都是很火的,95年以后也渐渐衰落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衰变呢?在这里,我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只想说一条,95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成天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那个终于找到的自我中间,而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只是作家的一个“小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但当时的文学理论不提倡文学与社会、与现实相结合,希望作家向内心开掘,片面讲求形式美,或语言美、节奏美、句法美等等。把形式的美不恰当地抬到了可以无视内容的地步。当时大家一窝蜂地推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文学经典。但实际上许多人迷恋的只是小说魔幻的形式,我们击节欣赏、记住的只是小说开头那种叙述语句,就像后来我们被马原一篇小说的那个开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所“震撼”。但是,马尔克斯小说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之所以震撼整个拉美,在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拉美文学的黑旋风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应该说,马尔克斯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百年命运的挣扎。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在这儿。如果他只有那些形式,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巨大的震撼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学和先锋理论的吸取,是走了一条偏激的路,片面的路,是只拣芝麻不要西瓜的路。过于强调向内心发展、过于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抛弃了文学和生活、和历史、和现实、和民族那种血肉联系,抛弃了文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当你的文学忽略了、疏远了社会,当文学不理睬社会,不向自己的人民承担责任的时候,社会和人民也就要抛弃文学,冷落文学,95年以后出现的文学书面就是这样。这时候,不管你多么强调你是多么前卫,多么先锋,已经没有人愿意来理你。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总体的情况,还是存在很好的作家和作品的,这一点我要声明一下。但这十年跳水的状态,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还以拉美文学为例,在马尔克斯之后,接着让我们迷恋的是博尔赫斯。这位大作家作品的空灵、迷幻,陶醉了我们无数青年作家。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由于博尔赫斯后期脱离了国家和现实生活,很多作品的情节人物原型都是抄袭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这么有才华的作家,当他不再关注现实以后,同样写不出来了。那么我们中国的状况呢?95年以后,很多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都搁笔不写了,当时他们正处于黄金年龄段,为什么成批成批地不写作了呢?有的当然是因为“写而优则仕”去当官了,或者从商了。但更多的是才思涸竭,写不出来了。即便仍在搞创作,也是苍白无力,一味地玩弄形式。比如我们熟知的大导演近年来拍的商业大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我刚才所说的跳水现象还在继续进行着。包括我们后来对海明威小说的迷恋,对他的小说《老人与海》的迷恋,我们迷恋的仅

我今天要讲的,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正因为我们的文学当下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所以我们所有的文学人都应该进行文学的二次回归。只有实现这样的“二次回归”,中国文学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在他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讲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要由四个要素来构成,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文学当然是社会活动之一,所以了解文学活动的时代大环境是很重要的。有很多文学青年和青年作家搞文学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冲动。比如我自己,小学三年级时就想当作家。为什么?当然说不清。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想当作家,后来没有当成,成了一个商人。他为什么要当一个作家?我不知道。很多人年轻时都做过作家梦、诗人梦。这好象是冥冥中决定的,也许只是出于一种灵魂的情感的冲动。但是在冲动过后,在我们确定要把它当成事业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知道这条文学路怎么走才好。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搞文学,就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学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你才能走好这条文学的路。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故弄玄虚,更不是要骇人听闻。在这里,我先讲几个事实。

大家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宾前不久对当代中国文学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先声明,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过于粗暴和偏激的评价。要知道,洋人的不了解中国,跟他们的傲慢和自信一样的突出。但是这位洋汉学家有一句话却是我很认可的。他说:“德国文学也罢,俄国文学也罢,欧美文学也罢,它们中间总有一批作家的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吗?”这句话问得非常尖锐,非常刻薄,但我觉得问得也非常到位。我们如果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自尊情感,不是抱着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来看我们这一二十年的文学现状的话,应该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声音。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棉棉、皮皮、韩寒们,也不仅仅是郭敬明等人,当然也包括我这样的人在内。中国的当代文学经历新时期,如果从1979年算起已经有二十七年了,今年是第二十八年。虽然从整个历史长河里看,这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一代人两代人来看,这又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也就是二十来年的时间嘛,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中国,在上海,产生了一批文学巨匠,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它)们能够代表中国面对世界,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发出她的声音,代表一种群体的生命诉求,告诉世人中国人想过一种怎样的日子,想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诉说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学中想探索什么。他们曾经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他们作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灵魂的标志,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在去世后,他们有资格在他们的遗体上盖上一面写有“民族魂”这三个大字的旗帜。而当代中国作家里有这样的人吗?我认为没有。试问,当代作家中有谁不幸去世后,会有这个资格在自己身上盖上一面“民族魂”的旗帜?没有吧?!因此,顾宾说这样的话是有道理的。当代的中国文学虽然不都是垃圾,但也的确存在一种危机。

前些日子,作家洪峰乞讨事件,相信大家是知道的。洪峰是我非常尊重的作家,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早期的发展曾起过很好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洪峰该不该去讨饭,也不去讨论沈阳文化局该不该尅扣他的工资,只说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当时有很多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自从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历来所有与知识分子与作家有关的事件,民间和舆论都是同情知识分子,同情作家的,总是站在作家一边的。但是这一次,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的媒体和舆论并不同情作家,不同情洪峰,都认为作家不应该拿着工资不写东西。在网上,网民们更是骂得厉害。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也让我很难过。作家头上的光环,他们这圣洁的声誉何时开始消失的萎黄了?作家怎么了?中国文学怎么了?客观地说,造成这世态炎凉变异的,还不是因为在作家中出了太多的“混蛋”,而是因为中国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中国的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因为它对人们的生活不起作用了,或者说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所以人们才有了看法,他们开始有些瞧不上当代文学和这些作家们了。

而我们作家自身有什么表现呢?前不久发生的“赵丽华事件”挺能说明问题。这位女诗人曾经写过一些比较好的诗。但最近倡导“白话诗”。她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从后半夜开始/风大了/拍着门窗/刚刚回升的气温又降了下来/昨天手机上有天气预报短信/说大风降温/我还不信”。据说这是最近在诗坛流行的一种写法,追求诗写得和说大白话一样。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诗人为了支持赵,搞了“裸诵”事件。玩文学、游戏文学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愿意给作家发工资呢?我举这些例子,当然并不是说它有普遍性,不是说我们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但这些事确实是堂而皇之地发生在今天。我们有责任也有权抬起头来反问一句——我们当下的文学究竟怎么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参加一个评奖活动。会上,中国作协几个主要刊物的主编都来了。其中有一位主编呼吁到会的所有主编集体找中国作协书记处的所有书记谈一次话,希望他们集体出面向党中央呼吁一件事,希望每年拿出建设一公里高速公路的费用,支持全国的文学刊物。据说每一公里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费用是一亿人民币。现在文学刊物的生存处境非常非常的困难。很多文学刊物都只能发行几百份、几千份。《人民文学》的发行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十万份,跌到现在只有四万份。上海的《收获》已经很不得了,发行量号称有十万份。但像《收获》这样的杂志全国只有几个。为什么这些文学刊物没有人要看呢?堂堂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除西藏新疆,一般省份最少的也有几千万人口,却只有几百人愿意掏钱来阅读你这个省的文学刊物。这难道还不说明我们当代文学的状况吗?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危机。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在解放以后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老师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是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是激动不巳。那个时代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二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据说,在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下,办杂志的人就会主动申请破产。因为他们一般情况下是有把握把杂志的发行量做到十万份以上的。那么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文学的现状处于如此一个窘态中?这一危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危机,那么在座的各位作家班的朋友去搞文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劲头。我并不是在这里打击你们的热情,我只是觉得这是所有在中国今天仍然热心于文学的人都必须思考的,而且还应该、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句话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中。我们只有承认了这一危机,找到这个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拯救我们自己。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它发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特别感谢这一次回归。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十二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写作,是从文革期间开始的。当时我们写的是所谓的“革命文学”,要求的就是不要有自我,不要有个性,不能碰人性,更不许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作家只是执政党这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但是要搞文学、搞艺术,若没有了作家的自我,没有了创作个性,还怎么去搞创作?士兵可以没有个性,机器可以强调整齐划一,文学没有了个性,都是整齐划一的,还有什么艺术创造可言呢?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没有艺术可言。雷同是那时候文学创作最大的却又是无法纠正的弊病。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我把这叫做“第一次回归”。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才会有你们今天捉笔写作可以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看领导的脸色,尊重自己的心灵和自我感受这样一个贴近艺术创作规律的好做法。你们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感,寻找的是自己的审美领域,表达的是自己的哲学思考,这是很不容易的。作家有了自我,有了个性,不再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以后,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真文学,我当时为了做到这一点,曾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去摸索,最后才找回了我自己。当时有一批红卫兵作家非常有才华,就是因为在第一次回归中没有找到自我,或者说有抗拒心理,所以他们在急速前行的时代里大部分都“倒”下了,现在继续还在文坛写作的很少很少。(文革时期,全国只有一本杂志——《朝霞》,他们就是这本杂志小说创作的主要人员。)所以说,没有第一次回归,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也没有八五年前后产生的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时大家__自然也包括我在内,以为文学就此就可以走向黄金的顶峰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文学的确非常地繁荣了十年,但从95年以后文学又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下子衰落下来,《人民文学》从十年里的四十万份的发行量跌落到十年后的四万发行量。95年以前各省的文学刊物都是很火的,95年以后也渐渐衰落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衰变呢?在这里,我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只想说一条,95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成天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那个终于找到的自我中间,而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只是作家的一个“小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但当时的文学理论不提倡文学与社会、与现实相结合,希望作家向内心开掘,片面讲求形式美,或语言美、节奏美、句法美等等。把形式的美不恰当地抬到了可以无视内容的地步。当时大家一窝蜂地推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文学经典。但实际上许多人迷恋的只是小说魔幻的形式,我们击节欣赏、记住的只是小说开头那种叙述语句,就像后来我们被马原一篇小说的那个开头——“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所“震撼”。但是,马尔克斯小说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之所以震撼整个拉美,在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拉美文学的黑旋风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应该说,马尔克斯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百年命运的挣扎。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在这儿。如果他只有那些形式,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巨大的震撼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学和先锋理论的吸取,是走了一条偏激的路,片面的路,是只拣芝麻不要西瓜的路。过于强调向内心发展、过于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抛弃了文学和生活、和历史、和现实、和民族那种血肉联系,抛弃了文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当你的文学忽略了、疏远了社会,当文学不理睬社会,不向自己的人民承担责任的时候,社会和人民也就要抛弃文学,冷落文学,95年以后出现的文学书面就是这样。这时候,不管你多么强调你是多么前卫,多么先锋,已经没有人愿意来理你。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总体的情况,还是存在很好的作家和作品的,这一点我要声明一下。但这十年跳水的状态,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还以拉美文学为例,在马尔克斯之后,接着让我们迷恋的是博尔赫斯。这位大作家作品的空灵、迷幻,陶醉了我们无数青年作家。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由于博尔赫斯后期脱离了国家和现实生活,很多作品的情节人物原型都是抄袭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这么有才华的作家,当他不再关注现实以后,同样写不出来了。那么我们中国的状况呢?95年以后,很多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都搁笔不写了,当时他们正处于黄金年龄段,为什么成批成批地不写作了呢?有的当然是因为“写而优则仕”去当官了,或者从商了。但更多的是才思涸竭,写不出来了。即便仍在搞创作,也是苍白无力,一味地玩弄形式。比如我们熟知的大导演近年来拍的商业大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我刚才所说的跳水现象还在继续进行着。包括我们后来对海明威小说的迷恋,对他的小说《老人与海》的迷恋,我们迷恋的仅仅是他简洁的句法,没有任何修饰的干净、明快的句子,而忽略了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在困境中的勇于搏斗的精神,它其实要反映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精神,小说让人震撼的应该是这些,而不仅仅只是它的句式和句法。

作家、文学是不是一定要关注现实呢?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我不一一谈及了。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职责,也是他社会良知直接的外化,是中国千百年来“士”的传统的继承。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台湾有一个画家叫陈衡恪,他认为绘画中体现士气——指的是画中显露出来的精气神,有几个主要的要素,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第三是才情,第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的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北京车市夏利车卖得最好,我们能说夏利车是所有车中最出色的车吗?即便不当赛车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也是非常简单明白的。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决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这个现实?我认为出路有很多种,比如在这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政府是不是应该拨一点钱来挽救全国的文学刊物?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权宜之计。但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文学。大夫只能救一个还有生命体症的病人。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他的生命体症已经消失,那么花再多的钱,用再好的药,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症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在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所谓的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青年作家,你们家庭的命运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还要说,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变的。所发生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作品去表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去干什么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在写,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这说明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次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今天我作为老作家,和你们这些新秀们来交流,我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我深刻感觉到处于这个命运变幻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作家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当然你们仍然可以写你们所熟悉的东西,也只有去写你们所熟知的东西,才能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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