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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的博客

作家。编剧。丈夫。父亲。老头。

 
 
 

日志

 
 

我的肺腑之言(二)  

2006-12-30 22: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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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在上》虽然也是全身心投入,但只用了五个半月。不同的是,写作《苍天在上》,我想的不是我那个小小的“自我”,而是老百姓的生命诉求,老百姓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现状,加上我对这些人和事的独立思考,始终跃动着一份赤诚和炽烈。其结果却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憾__不需要任何评论文章和媒体的介绍,全国居然有几亿人追着看这部作品,根据它改编的小说,一下子就发行了一二十万册。当时上海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这部作品能不能火三个月?而事实是,这十年来,不断有出版社在再版这部小说,盗版印刷更是不可胜数。应该说从那时开始,让我怀疑作家只是沉浸在小我中做文学,完全不关注人民大众和时代,完全不对历史的进展担负应担负的责任,这样一条文学之路,到底是不是一条健康的光明的大路?我开始想到,作家在打倒四人帮后,实现了第一次回归,找到了他应该找到的那个自我以后,是不是还应该实现第二次回归,那就是从小我中摆脱出来,向人民的大众的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大我再做一次回归,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时代进步的历程中,发挥它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的那点作用。这样,后来就产生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等作品。 17,您所认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成功是怎样的? 陆: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八个非常”。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当代是不是能轰动,是不是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不是艺术作品成功和优劣的必备标准。比如说,有种探索性的实验文体的作品,它们可能只是被少数人接受,但它们仍有可能同样是特别优秀和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必须是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的,而不能是只深陷在作家那点小自我的泥坑里打转的。 18,写纯文学性的作品容易受到圈内人的认可,但大众的兴趣似乎不大,而写反腐作品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但学术圈却不太认可,您提出的反腐作品也要重文学性,注重“小说”本质,是否也是对上述两难处境的一种调? 陆:不是调和,是对文学本质的体现,是文学应有之义。不仅仅是反腐作品要这么做,我认为所有题材的作品(除了专搞文体实验的东西)都应这么做。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时代的和历史本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她本来就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要素嘛。当然,它又必须是文学自身。只是多年来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了它某一个方面,从而,我们自己把自己引入了“歧途”,而在“自食其果”罢了。 19,您被卷入“韩白之争”、田凤山案,媒体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原因,您如何评价媒体、评价互联网? 陆:“韩白之争”和所谓的“田凤山案”不能放在一起说。“卷入”韩白之争,是好事。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从来没埋怨过人。因为这件事很有意义。我把它说成是一次“民主化的演习”。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一起来演习一下,怎么在中国合理合法地运用各自的言说权。实践证明,并不是年轻就一定懂得什么是民主。实践证明年轻人也得好好学习怎么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行。在中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年代正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谁的嘴臭会骂人,谁的拳头硬会来横的,谁就能博得更多的喝采声,占到更多的便宜,仍然是某些场合的行为规则。)但它必将成为一个可笑而且是可悲的回忆。而所谓的卷入田凤山案,实在是南方某媒体某记者政治的幼稚和文学偏见所造成的。根本不值一谈。也不值得与他(们)计较。这里不能笼统地评价媒体和网络。媒体和网络永远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它代表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希望,可以对政府实施一种有效的和必要的监督,是社会良性运转不可少的“陀罗仪”和震聋发瞆的金钟。但用得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小集团谋利的工具,个别时候,个别人也会把它变成一根胡搅蛮缠的“搅屎棍”。在文化普遍推行产业化的今天,媒体和网络已经不可免地添加上了商业色彩。这不是坏事。它使得我们的媒体变得平易近人,丰富多彩。但过于商业化,或者把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和发行量,而不惜侵犯人权,充当幕后黑手,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为地制造新闻事件,或者把新闻事件庸俗化,舆论低俗化,有时还收人钱,代人骂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事是极个别的,但也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了。我现在倒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之中国,谁来监督媒体和网络?靠文明公约?行吗? 20,您当初是否不赞成儿子陆川高中毕业时报考电影学院,甚至找了单位的年轻女导演来考他?为什么?您想
   我的肺腑之言(二) 14,您在博客《雾中的遐想》中谈到了“什么才是‘上海和上海人’真正的典型形象”的问题,但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这里能否请您再谈谈此问题?很多人在怀念旧时的上海,不少出生于上海的文人学者感叹今日上海的萎谢,他们对于上海的感情更多源于过去的回忆,您如何看待今日与过去两个上海? 陆: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我再重申一遍,千万别说:上海萎谢、上海失落之类的话。上海是辉煌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真心话,这都是对的。上海是中国的骄傲亚洲的骄傲,甚至是世界的骄傲。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是否有心感受并去表现这一点,是否有这份情感(责任)去向世人诉说这一点。同样,中国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应该说,作为文人,中国的文人,我们全都有责任,不管你是哪儿的作家,只要你是中国作家,都有这个使命去做这件事。因为上海是咱中国的嘛,包括你们这些媒体和记者,是否很好地表现了这个新上海?为什么人们一说起上海和上海人,一写上海和上海人,总是旧上海的那点东西,总是旧上海人那点小市民的东西。上海和上海人真的只有那点东西值得写?这里确实有个指导思想和战略眼光的问题。写新上海和新上海人,不是为谁歌功颂德。新上海和新上海人的产生,是中国人和上海人在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它和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同样重要的。那些战争我们写了多少年?出了多少作品?至今还在写。还认为没写够。但是这三十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是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这正常吗?从领导的角度,解决这问题,需要引进外地人才,但只靠引进外地人才,只靠外来的和尚念这本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即便从外地引进的是真人才也只能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嘛。况且久而久之,这个文化的大环境大气氛不改善,他们也是会被同化的,同化在那些“张爱玲式”的阴影之中当然,上海文化的再度“辉煌”,不仅仅只是一个要不要写新上海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纠缠在“三十年代”旧上海这一碗老甲鱼汤里了。说一句实话,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新天地”,我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不想去了。还是一个港台客的视角和路子嘛,旧上海加点西洋镜。石库门房子刷刷新。商业操作是成功的。但文化上给上海加了啥分没有?很一般般嘛。说到底,还是在“利用旧上海”嘛。并没有摆脱掉殖民文化的老套路和旧味道嘛。 15,您曾写过不太为人所知的三部曲:《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和《木凸》和知名度很高的三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您喜欢哪个三部曲呢?为什么? 陆:我都喜欢。它们在不同时期让我向世人表达了我不同的心声。都是我真实的心声。都是我探索真文学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我珍惜它们中的每一部 16,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您意识到文学应该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 陆: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和多数作家诗人一样,醉心于做实验文体的作品,全身心地沉浸在所谓的“纯文学”创作中,把寻找和表现自我,当作创作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要遵循的标准和目的来追求。我崇拜一些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家。崇拜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为此,我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几部这样的作品,比如《泥日》和《桑那高地的太阳》,以及后来的《木凸》。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小圈子里也获取了一定的好评。但也就如此而已。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把一部纯文学作品推向社会,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这部作品,只能求爹爹告奶奶地,找评论家和媒体来做介绍,推广。但我这个人生性不会跟评论家和媒体打交道。不会打交道,就不会有人来推介你的作品。你花十年八年时间写的东西就只能束之高阁,无人知晓。这状况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让我挺“痛苦”。十年时间啊,一个作家能有几个十年时间?难道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自我”,只是为了让少数同行说一声好?就这样耗去自己的生命?我问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做文学?什么才是文学家真正的职责?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清高”?文学的价值究竟要体现在哪里?又能体现在哪里?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电视剧《苍天在上》。说实话我并没有像做纯文学作品那样下那么大的工夫,比如我写《泥日》,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而写《   我的肺腑之言(二)
14,您在博客《雾中的遐想》中谈到了“什么才是‘上海和上海人’真正的典型形象”的问题,但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这里能否请您再谈谈此问题?很多人在怀念旧时的上海,不少出生于上海的文人学者感叹今日上海的萎谢,他们对于上海的感情更多源于过去的回忆,您如何看待今日与过去两个上海?
陆: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我再重申一遍,千万别说:上海萎谢、上海失落之类的话。上海是辉煌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真心话,这都是对的。上海是中国的骄傲亚洲的骄傲,甚至是世界的骄傲。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是否有心感受并去表现这一点,是否有这份情感(责任)去向世人诉说这一点。同样,中国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应该说,作为文人,中国的文人,我们全都有责任,不管你是哪儿的作家,只要你是中国作家,都有这个使命去做这件事。因为上海是咱中国的嘛,包括你们这些媒体和记者,是否很好地表现了这个新上海?为什么人们一说起上海和上海人,一写上海和上海人,总是旧上海的那点东西,总是旧上海人那点小市民的东西。上海和上海人真的只有那点东西值得写?这里确实有个指导思想和战略眼光的问题。写新上海和新上海人,不是为谁歌功颂德。新上海和新上海人的产生,是中国人和上海人在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它和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同样重要的。那些战争我们写了多少年?出了多少作品?至今还在写。还认为没写够。但是这三十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是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这正常吗?从领导的角度,解决这问题,需要引进外地人才,但只靠引进外地人才,只靠外来的和尚念这本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即便从外地引进的是真人才也只能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嘛。况且久而久之,这个文化的大环境大气氛不改善,他们也是会被同化的,同化在那些“张爱玲式”的阴影之中当然,上海文化的再度“辉煌”,不仅仅只是一个要不要写新上海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纠缠在“三十年代”旧上海这一碗老甲鱼汤里了。说一句实话,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新天地”,我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不想去了。还是一个港台客的视角和路子嘛,旧上海加点西洋镜。石库门房子刷刷新。商业操作是成功的。但文化上给上海加了啥分没有?很一般般嘛。说到底,还是在“利用旧上海”嘛。并没有摆脱掉殖民文化的老套路和旧味道嘛。
15,您曾写过不太为人所知的三部曲:《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和《木凸》和知名度很高的三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您喜欢哪个三部曲呢?为什么?
苍天在上》虽然也是全身心投入,但只用了五个半月。不同的是,写作《苍天在上》,我想的不是我那个小小的“自我”,而是老百姓的生命诉求,老百姓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现状,加上我对这些人和事的独立思考,始终跃动着一份赤诚和炽烈。其结果却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憾__不需要任何评论文章和媒体的介绍,全国居然有几亿人追着看这部作品,根据它改编的小说,一下子就发行了一二十万册。当时上海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这部作品能不能火三个月?而事实是,这十年来,不断有出版社在再版这部小说,盗版印刷更是不可胜数。应该说从那时开始,让我怀疑作家只是沉浸在小我中做文学,完全不关注人民大众和时代,完全不对历史的进展担负应担负的责任,这样一条文学之路,到底是不是一条健康的光明的大路?我开始想到,作家在打倒四人帮后,实现了第一次回归,找到了他应该找到的那个自我以后,是不是还应该实现第二次回归,那就是从小我中摆脱出来,向人民的大众的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大我再做一次回归,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时代进步的历程中,发挥它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的那点作用。这样,后来就产生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等作品。 17,您所认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成功是怎样的? 陆: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八个非常”。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当代是不是能轰动,是不是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不是艺术作品成功和优劣的必备标准。比如说,有种探索性的实验文体的作品,它们可能只是被少数人接受,但它们仍有可能同样是特别优秀和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必须是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的,而不能是只深陷在作家那点小自我的泥坑里打转的。 18,写纯文学性的作品容易受到圈内人的认可,但大众的兴趣似乎不大,而写反腐作品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但学术圈却不太认可,您提出的反腐作品也要重文学性,注重“小说”本质,是否也是对上述两难处境的一种调? 陆:不是调和,是对文学本质的体现,是文学应有之义。不仅仅是反腐作品要这么做,我认为所有题材的作品(除了专搞文体实验的东西)都应这么做。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时代的和历史本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她本来就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要素嘛。当然,它又必须是文学自身。只是多年来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了它某一个方面,从而,我们自己把自己引入了“歧途”,而在“自食其果”罢了。 19,您被卷入“韩白之争”、田凤山案,媒体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原因,您如何评价媒体、评价互联网? 陆:“韩白之争”和所谓的“田凤山案”不能放在一起说。“卷入”韩白之争,是好事。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从来没埋怨过人。因为这件事很有意义。我把它说成是一次“民主化的演习”。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一起来演习一下,怎么在中国合理合法地运用各自的言说权。实践证明,并不是年轻就一定懂得什么是民主。实践证明年轻人也得好好学习怎么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行。在中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年代正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谁的嘴臭会骂人,谁的拳头硬会来横的,谁就能博得更多的喝采声,占到更多的便宜,仍然是某些场合的行为规则。)但它必将成为一个可笑而且是可悲的回忆。而所谓的卷入田凤山案,实在是南方某媒体某记者政治的幼稚和文学偏见所造成的。根本不值一谈。也不值得与他(们)计较。这里不能笼统地评价媒体和网络。媒体和网络永远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它代表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希望,可以对政府实施一种有效的和必要的监督,是社会良性运转不可少的“陀罗仪”和震聋发瞆的金钟。但用得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小集团谋利的工具,个别时候,个别人也会把它变成一根胡搅蛮缠的“搅屎棍”。在文化普遍推行产业化的今天,媒体和网络已经不可免地添加上了商业色彩。这不是坏事。它使得我们的媒体变得平易近人,丰富多彩。但过于商业化,或者把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和发行量,而不惜侵犯人权,充当幕后黑手,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为地制造新闻事件,或者把新闻事件庸俗化,舆论低俗化,有时还收人钱,代人骂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事是极个别的,但也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了。我现在倒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之中国,谁来监督媒体和网络?靠文明公约?行吗? 20,您当初是否不赞成儿子陆川高中毕业时报考电影学院,甚至找了单位的年轻女导演来考他?为什么?您想
陆:我都喜欢。它们在不同时期让我向世人表达了我不同的心声。都是我真实的心声。都是我探索真文学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我珍惜它们中的每一部
16,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您意识到文学应该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
陆: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和多数作家诗人一样,醉心于做实验文体的作品,全身心地沉浸在所谓的“纯文学”创作中,把寻找和表现自我,当作创作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要遵循的标准和目的来追求。我崇拜一些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家。崇拜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为此,我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几部这样的作品,比如《泥日》和《桑那高地的太阳》,以及后来的《木凸》。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小圈子里也获取了一定的好评。但也就如此而已。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把一部纯文学作品推向社会,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这部作品,只能求爹爹告奶奶地,找评论家和媒体来做介绍,推广。但我这个人生性不会跟评论家和媒体打交道。不会打交道,就不会有人来推介你的作品。你花十年八年时间写的东西就只能束之高阁,无人知晓。这状况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让我挺“痛苦”。十年时间啊,一个作家能有几个十年时间?难道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自我”,只是为了让少数同行说一声好?就这样耗去自己的生命?我问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做文学?什么才是文学家真正的职责?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清高”?文学的价值究竟要体现在哪里?又能体现在哪里?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电视剧《苍天在上》。说实话我并没有像做纯文学作品那样下那么大的工夫,比如我写《泥日》,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而写《苍天在上》虽然也是全身心投入,但只用了五个半月。不同的是,写作《苍天在上》,我想的不是我那个小小的“自我”,而是老百姓的生命诉求,老百姓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现状,加上我对这些人和事的独立思考,始终跃动着一份赤诚和炽烈。其结果却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憾__不需要任何评论文章和媒体的介绍,全国居然有几亿人追着看这部作品,根据它改编的小说,一下子就发行了一二十万册。当时上海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这部作品能不能火三个月?而事实是,这十年来,不断有出版社在再版这部小说,盗版印刷更是不可胜数。应该说从那时开始,让我怀疑作家只是沉浸在小我中做文学,完全不关注人民大众和时代,完全不对历史的进展担负应担负的责任,这样一条文学之路,到底是不是一条健康的光明的大路?我开始想到,作家在打倒四人帮后,实现了第一次回归,找到了他应该找到的那个自我以后,是不是还应该实现第二次回归,那就是从小我中摆脱出来,向人民的大众的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大我再做一次回归,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时代进步的历程中,发挥它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的那点作用。这样,后来就产生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等作品。
过让儿子子承父业,搞文学创作吗? 陆:不赞成他高中毕业就去学导演,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三门“导演”,从艺术院校出来,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中国现实生活没有足够的体验,形成不了明确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指向,眼高手低,长时间出不了好作品,反而沾染了一身行业恶习,不被人待见,而很痛苦地在单位里“待业”,在社会上“瞎混”。我不想让他重走这样的路。至于请那个女导演,不是来考他的,是帮他学做小品的。因为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是要做小品的。我从来没有想让陆川来继承“父业”。文学艺术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银行存折,也不是什么手艺活儿,是没法继(传)承的。他现在当上了导演,创作了一些大家还算认可的作品,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努力,靠电影学院老师的培养,靠社会上前辈的指点和帮助,靠朋友们和观众们无私的支持,还有他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 21,小时候,您对陆川很严厉,为什么?您父亲对您严厉吗? 陆:(笑)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望子成龙”呗。我倒是希望我父亲能对我严厉,但我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留给我妈妈和我兄弟姐妹的只是一番艰难人生。 22,您和儿子的感情非常深,从“韩白之争”中可以看到,你们平时相互交流自己在创作上的想法吗?有没具体的例子? 陆:儿子越来越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了。也不用管了。现在见面都难。都很忙。但我们在大事情上还是会密切沟通的,不管是创作,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我们互相还是很和谐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集体”哦。 23,一个家庭,出了两位让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作家,您与您妹妹陆星儿,还有一位颇有思想的导演——陆川,其中有什么非偶然性的因素。 陆:你是想问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吧?没细想过。我认为陆家人还没到细想这件事的时候。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出新作品。整出下一个作品来。还不到回顾总结研究,来回答“为什么”的时候。 24,请您谈谈未来的计划?您的由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中国三部曲》处于何种阶段? 陆:未来的计划就是写《中国三部曲》,可能还得为陆川做一部电影剧本。最近常去深圳采访,也在读一点历史书,就是为这些新创作做准备。三部曲可能会做好几年。希望它能按“八个非常”的标准,做得稍稍好一点。
17,您所认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成功是怎样的?
陆: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八个非常”。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当代是不是能轰动,是不是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不是艺术作品成功和优劣的必备标准。比如说,有种探索性的实验文体的作品,它们可能只是被少数人接受,但它们仍有可能同样是特别优秀和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必须是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的,而不能是只深陷在作家那点小自我的泥坑里打转的。
18,写纯文学性的作品容易受到圈内人的认可,但大众的兴趣似乎不大,而写反腐作品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但学术圈却不太认可,您提出的反腐作品也要重文学性,注重“小说”本质,是否也是对上述两难处境的一种调?
过让儿子子承父业,搞文学创作吗? 陆:不赞成他高中毕业就去学导演,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三门“导演”,从艺术院校出来,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中国现实生活没有足够的体验,形成不了明确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指向,眼高手低,长时间出不了好作品,反而沾染了一身行业恶习,不被人待见,而很痛苦地在单位里“待业”,在社会上“瞎混”。我不想让他重走这样的路。至于请那个女导演,不是来考他的,是帮他学做小品的。因为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是要做小品的。我从来没有想让陆川来继承“父业”。文学艺术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银行存折,也不是什么手艺活儿,是没法继(传)承的。他现在当上了导演,创作了一些大家还算认可的作品,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努力,靠电影学院老师的培养,靠社会上前辈的指点和帮助,靠朋友们和观众们无私的支持,还有他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 21,小时候,您对陆川很严厉,为什么?您父亲对您严厉吗? 陆:(笑)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望子成龙”呗。我倒是希望我父亲能对我严厉,但我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留给我妈妈和我兄弟姐妹的只是一番艰难人生。 22,您和儿子的感情非常深,从“韩白之争”中可以看到,你们平时相互交流自己在创作上的想法吗?有没具体的例子? 陆:儿子越来越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了。也不用管了。现在见面都难。都很忙。但我们在大事情上还是会密切沟通的,不管是创作,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我们互相还是很和谐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集体”哦。 23,一个家庭,出了两位让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作家,您与您妹妹陆星儿,还有一位颇有思想的导演——陆川,其中有什么非偶然性的因素。 陆:你是想问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吧?没细想过。我认为陆家人还没到细想这件事的时候。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出新作品。整出下一个作品来。还不到回顾总结研究,来回答“为什么”的时候。 24,请您谈谈未来的计划?您的由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中国三部曲》处于何种阶段? 陆:未来的计划就是写《中国三部曲》,可能还得为陆川做一部电影剧本。最近常去深圳采访,也在读一点历史书,就是为这些新创作做准备。三部曲可能会做好几年。希望它能按“八个非常”的标准,做得稍稍好一点。
陆:不是调和,是对文学本质的体现,是文学应有之义。不仅仅是反腐作品要这么做,我认为所有题材的作品(除了专搞文体实验的东西)都应这么做。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时代的和历史本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她本来就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要素嘛。当然,它又必须是文学自身。只是多年来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了它某一个方面,从而,我们自己把自己引入了“歧途”,而在“自食其果”罢了。
19,您被卷入“韩白之争”、田凤山案,媒体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原因,您如何评价媒体、评价互联网?
陆:“韩白之争”和所谓的“田凤山案”不能放在一起说。“卷入”韩白之争,是好事。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从来没埋怨过人。因为这件事很有意义。我把它说成是一次“民主化的演习”。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一起来演习一下,怎么在中国合理合法地运用各自的言说权。实践证明,并不是年轻就一定懂得什么是民主。实践证明年轻人也得好好学习怎么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行。在中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年代正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谁的嘴臭会骂人,谁的拳头硬会来横的,谁就能博得更多的喝采声,占到更多的便宜,仍然是某些场合的行为规则。)但它必将成为一个可笑而且是可悲的回忆。而所谓的卷入田凤山案,实在是南方某媒体某记者政治的幼稚和文学偏见所造成的。根本不值一谈。也不值得与他(们)计较。这里不能笼统地评价媒体和网络。媒体和网络永远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它代表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希望,可以对政府实施一种有效的和必要的监督,是社会良性运转不可少的“陀罗仪”和震聋发瞆的金钟。但用得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小集团谋利的工具,个别时候,个别人也会把它变成一根胡搅蛮缠的“搅屎棍”。在文化普遍推行产业化的今天,媒体和网络已经不可免地添加上了商业色彩。这不是坏事。它使得我们的媒体变得平易近人,丰富多彩。但过于商业化,或者把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和发行量,而不惜侵犯人权,充当幕后黑手,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为地制造新闻事件,或者把新闻事件庸俗化,舆论低俗化,有时还收人钱,代人骂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事是极个别的,但也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了。我现在倒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之中国,谁来监督媒体和网络?靠文明公约?行吗?
过让儿子子承父业,搞文学创作吗? 陆:不赞成他高中毕业就去学导演,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三门“导演”,从艺术院校出来,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中国现实生活没有足够的体验,形成不了明确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指向,眼高手低,长时间出不了好作品,反而沾染了一身行业恶习,不被人待见,而很痛苦地在单位里“待业”,在社会上“瞎混”。我不想让他重走这样的路。至于请那个女导演,不是来考他的,是帮他学做小品的。因为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是要做小品的。我从来没有想让陆川来继承“父业”。文学艺术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银行存折,也不是什么手艺活儿,是没法继(传)承的。他现在当上了导演,创作了一些大家还算认可的作品,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努力,靠电影学院老师的培养,靠社会上前辈的指点和帮助,靠朋友们和观众们无私的支持,还有他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 21,小时候,您对陆川很严厉,为什么?您父亲对您严厉吗? 陆:(笑)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望子成龙”呗。我倒是希望我父亲能对我严厉,但我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留给我妈妈和我兄弟姐妹的只是一番艰难人生。 22,您和儿子的感情非常深,从“韩白之争”中可以看到,你们平时相互交流自己在创作上的想法吗?有没具体的例子? 陆:儿子越来越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了。也不用管了。现在见面都难。都很忙。但我们在大事情上还是会密切沟通的,不管是创作,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我们互相还是很和谐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集体”哦。 23,一个家庭,出了两位让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作家,您与您妹妹陆星儿,还有一位颇有思想的导演——陆川,其中有什么非偶然性的因素。 陆:你是想问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吧?没细想过。我认为陆家人还没到细想这件事的时候。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出新作品。整出下一个作品来。还不到回顾总结研究,来回答“为什么”的时候。 24,请您谈谈未来的计划?您的由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中国三部曲》处于何种阶段? 陆:未来的计划就是写《中国三部曲》,可能还得为陆川做一部电影剧本。最近常去深圳采访,也在读一点历史书,就是为这些新创作做准备。三部曲可能会做好几年。希望它能按“八个非常”的标准,做得稍稍好一点。
20,您当初是否不赞成儿子陆川高中毕业时报考电影学院,甚至找了单位的年轻女导演来考他?为什么?您想过让儿子子承父业,搞文学创作吗?
陆:不赞成他高中毕业就去学导演,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三门“导演”,从艺术院校出来,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中国现实生活没有足够的体验,形成不了明确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指向,眼高手低,长时间出不了好作品,反而沾染了一身行业恶习,不被人待见,而很痛苦地在单位里“待业”,在社会上“瞎混”。我不想让他重走这样的路。至于请那个女导演,不是来考他的,是帮他学做小品的。因为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是要做小品的。我从来没有想让陆川来继承“父业”。文学艺术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银行存折,也不是什么手艺活儿,是没法继(传)承的。他现在当上了导演,创作了一些大家还算认可的作品,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天赋和刻苦努力,靠电影学院老师的培养,靠社会上前辈的指点和帮助,靠朋友们和观众们无私的支持,还有他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
21,小时候,您对陆川很严厉,为什么?您父亲对您严厉吗?
苍天在上》虽然也是全身心投入,但只用了五个半月。不同的是,写作《苍天在上》,我想的不是我那个小小的“自我”,而是老百姓的生命诉求,老百姓的痛苦,是整个时代的现状,加上我对这些人和事的独立思考,始终跃动着一份赤诚和炽烈。其结果却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憾__不需要任何评论文章和媒体的介绍,全国居然有几亿人追着看这部作品,根据它改编的小说,一下子就发行了一二十万册。当时上海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这部作品能不能火三个月?而事实是,这十年来,不断有出版社在再版这部小说,盗版印刷更是不可胜数。应该说从那时开始,让我怀疑作家只是沉浸在小我中做文学,完全不关注人民大众和时代,完全不对历史的进展担负应担负的责任,这样一条文学之路,到底是不是一条健康的光明的大路?我开始想到,作家在打倒四人帮后,实现了第一次回归,找到了他应该找到的那个自我以后,是不是还应该实现第二次回归,那就是从小我中摆脱出来,向人民的大众的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大我再做一次回归,让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时代进步的历程中,发挥它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的那点作用。这样,后来就产生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等作品。 17,您所认为的真正的文学上的成功是怎样的? 陆: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八个非常”。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在当代是不是能轰动,是不是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不是艺术作品成功和优劣的必备标准。比如说,有种探索性的实验文体的作品,它们可能只是被少数人接受,但它们仍有可能同样是特别优秀和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必须是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的,而不能是只深陷在作家那点小自我的泥坑里打转的。 18,写纯文学性的作品容易受到圈内人的认可,但大众的兴趣似乎不大,而写反腐作品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但学术圈却不太认可,您提出的反腐作品也要重文学性,注重“小说”本质,是否也是对上述两难处境的一种调? 陆:不是调和,是对文学本质的体现,是文学应有之义。不仅仅是反腐作品要这么做,我认为所有题材的作品(除了专搞文体实验的东西)都应这么做。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时代的和历史本质的一种艺术表现,她本来就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要素嘛。当然,它又必须是文学自身。只是多年来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了它某一个方面,从而,我们自己把自己引入了“歧途”,而在“自食其果”罢了。 19,您被卷入“韩白之争”、田凤山案,媒体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原因,您如何评价媒体、评价互联网? 陆:“韩白之争”和所谓的“田凤山案”不能放在一起说。“卷入”韩白之争,是好事。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从来没埋怨过人。因为这件事很有意义。我把它说成是一次“民主化的演习”。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一起来演习一下,怎么在中国合理合法地运用各自的言说权。实践证明,并不是年轻就一定懂得什么是民主。实践证明年轻人也得好好学习怎么正确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行。在中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年代正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谁的嘴臭会骂人,谁的拳头硬会来横的,谁就能博得更多的喝采声,占到更多的便宜,仍然是某些场合的行为规则。)但它必将成为一个可笑而且是可悲的回忆。而所谓的卷入田凤山案,实在是南方某媒体某记者政治的幼稚和文学偏见所造成的。根本不值一谈。也不值得与他(们)计较。这里不能笼统地评价媒体和网络。媒体和网络永远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它代表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希望,可以对政府实施一种有效的和必要的监督,是社会良性运转不可少的“陀罗仪”和震聋发瞆的金钟。但用得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小集团谋利的工具,个别时候,个别人也会把它变成一根胡搅蛮缠的“搅屎棍”。在文化普遍推行产业化的今天,媒体和网络已经不可免地添加上了商业色彩。这不是坏事。它使得我们的媒体变得平易近人,丰富多彩。但过于商业化,或者把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和发行量,而不惜侵犯人权,充当幕后黑手,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为地制造新闻事件,或者把新闻事件庸俗化,舆论低俗化,有时还收人钱,代人骂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事是极个别的,但也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了。我现在倒想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之中国,谁来监督媒体和网络?靠文明公约?行吗? 20,您当初是否不赞成儿子陆川高中毕业时报考电影学院,甚至找了单位的年轻女导演来考他?为什么?您想
陆:(笑)这有什么“为什么”的,还不是为了“望子成龙”呗。我倒是希望我父亲能对我严厉,但我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留给我妈妈和我兄弟姐妹的只是一番艰难人生。
22,您和儿子的感情非常深,从“韩白之争”中可以看到,你们平时相互交流自己在创作上的想法吗?有没具体的例子?
陆:儿子越来越大了,想管也管不着了。也不用管了。现在见面都难。都很忙。但我们在大事情上还是会密切沟通的,不管是创作,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我们互相还是很和谐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小集体”哦。
23,一个家庭,出了两位让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作家,您与您妹妹陆星儿,还有一位颇有思想的导演——陆川,其中有什么非偶然性的因素。
陆:你是想问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吧?没细想过。我认为陆家人还没到细想这件事的时候。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出新作品。整出下一个作品来。还不到回顾总结研究,来回答“为什么”的时候。
24,请您谈谈未来的计划?您的由三部长篇小说构成的《中国三部曲》处于何种阶段?
   我的肺腑之言(二) 14,您在博客《雾中的遐想》中谈到了“什么才是‘上海和上海人’真正的典型形象”的问题,但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这里能否请您再谈谈此问题?很多人在怀念旧时的上海,不少出生于上海的文人学者感叹今日上海的萎谢,他们对于上海的感情更多源于过去的回忆,您如何看待今日与过去两个上海? 陆: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我再重申一遍,千万别说:上海萎谢、上海失落之类的话。上海是辉煌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真心话,这都是对的。上海是中国的骄傲亚洲的骄傲,甚至是世界的骄傲。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是否有心感受并去表现这一点,是否有这份情感(责任)去向世人诉说这一点。同样,中国的文人是否看到了这一点。应该说,作为文人,中国的文人,我们全都有责任,不管你是哪儿的作家,只要你是中国作家,都有这个使命去做这件事。因为上海是咱中国的嘛,包括你们这些媒体和记者,是否很好地表现了这个新上海?为什么人们一说起上海和上海人,一写上海和上海人,总是旧上海的那点东西,总是旧上海人那点小市民的东西。上海和上海人真的只有那点东西值得写?这里确实有个指导思想和战略眼光的问题。写新上海和新上海人,不是为谁歌功颂德。新上海和新上海人的产生,是中国人和上海人在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它和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同样重要的。那些战争我们写了多少年?出了多少作品?至今还在写。还认为没写够。但是这三十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是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这正常吗?从领导的角度,解决这问题,需要引进外地人才,但只靠引进外地人才,只靠外来的和尚念这本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即便从外地引进的是真人才也只能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嘛。况且久而久之,这个文化的大环境大气氛不改善,他们也是会被同化的,同化在那些“张爱玲式”的阴影之中当然,上海文化的再度“辉煌”,不仅仅只是一个要不要写新上海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纠缠在“三十年代”旧上海这一碗老甲鱼汤里了。说一句实话,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新天地”,我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不想去了。还是一个港台客的视角和路子嘛,旧上海加点西洋镜。石库门房子刷刷新。商业操作是成功的。但文化上给上海加了啥分没有?很一般般嘛。说到底,还是在“利用旧上海”嘛。并没有摆脱掉殖民文化的老套路和旧味道嘛。 15,您曾写过不太为人所知的三部曲:《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和《木凸》和知名度很高的三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您喜欢哪个三部曲呢?为什么? 陆:我都喜欢。它们在不同时期让我向世人表达了我不同的心声。都是我真实的心声。都是我探索真文学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我珍惜它们中的每一部 16,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让您意识到文学应该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 陆: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和多数作家诗人一样,醉心于做实验文体的作品,全身心地沉浸在所谓的“纯文学”创作中,把寻找和表现自我,当作创作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要遵循的标准和目的来追求。我崇拜一些现代派的文艺理论家。崇拜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为此,我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几部这样的作品,比如《泥日》和《桑那高地的太阳》,以及后来的《木凸》。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小圈子里也获取了一定的好评。但也就如此而已。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把一部纯文学作品推向社会,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这部作品,只能求爹爹告奶奶地,找评论家和媒体来做介绍,推广。但我这个人生性不会跟评论家和媒体打交道。不会打交道,就不会有人来推介你的作品。你花十年八年时间写的东西就只能束之高阁,无人知晓。这状况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让我挺“痛苦”。十年时间啊,一个作家能有几个十年时间?难道只是为了表现一下“自我”,只是为了让少数同行说一声好?就这样耗去自己的生命?我问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做文学?什么才是文学家真正的职责?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清高”?文学的价值究竟要体现在哪里?又能体现在哪里?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答案。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电视剧《苍天在上》。说实话我并没有像做纯文学作品那样下那么大的工夫,比如我写《泥日》,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而写《
陆:未来的计划就是写《中国三部曲》,可能还得为陆川做一部电影剧本。最近常去深圳采访,也在读一点历史书,就是为这些新创作做准备。三部曲可能会做好几年。希望它能按“八个非常”的标准,做得稍稍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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